所謂核心實現(xiàn)層，講的是文化理性的實現(xiàn)能力。即在這種文化底蘊和文化涵養(yǎng)的基礎上，出版從業(yè)人員，特別是編輯應該具有較好的判斷力、親和力、文稿統(tǒng)轄能力和文字駕馭能力。判斷力講的是選題的策劃能力，親和力講的是對作者的選擇和尋找能力，文稿統(tǒng)轄能力講的是謀篇布章能力，文字駕馭能力講的是語言的加工和修改能力。一個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編輯才能設計出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選題，才能尋覓到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作者，也才能編輯出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書稿，最終也才能形成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品牌。

　　所謂核心輔助層，講的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外在形象。包括交往中的禮儀，要溫文爾雅、風度翩翩；包括彼此間的尊重，要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即便是不同意別人的意見，也充分尊重對方發(fā)表不同意見的權利；包括對于承諾的遵守，講話嚴謹，留有余地，言必信，行必果；包括談吐的詼諧幽默，還有討論的情趣與風趣等，這方面的要求既是文化理性的延伸與體現(xiàn)，又是對文化理性的進一步提升與發(fā)展。

　　(三)

　　關于出版文化理性的養(yǎng)成，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探討。

　　從個體來講，就是要在對單位、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有一定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礎上，自覺地形成自己的文化理性品質。出版物的內容質量包括其科學性及感染力，說到底是編輯加工后的產(chǎn)物，盡管作者的資質舉足輕重，但編輯的選擇權及把關水平在出版加工這個環(huán)節(jié)上則是決定性的，尤其是在知識經(jīng)濟時代，編輯的選題策劃能力及對作者的遴選能力更是首當其沖，無可替代。那么編輯人形成自己的文化理性品質的路徑是什么，在哪里？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堅持不懈地把閱讀、寫作、談話交流或演講逐步修煉成為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所謂基本生活方式，就是生命中須臾不可離開的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它與生命同在。社會分工的其他門類，可以多讀書或少讀書，多寫作或少寫作，多說話或少說話，而出版人、編輯人則必須把閱讀、寫作、交流作為自己的生存方式，一日不可或缺。要把讀圣賢書、寫經(jīng)國文章、講深邃思想，作為自己長期追求、鍥而不舍的目標。古往今來，那些有作為的出版大家、編輯大家、文化大家，哪一個不是飽讀之士、飽學之士，哪一個不是與書相依為命、相伴終生的？

　　從單位講，應該體現(xiàn)文化管理的原則與要求。有同志講出版企業(yè)的管理，經(jīng)過了經(jīng)驗管理、科學管理的階段，現(xiàn)在進入了文化管理的新階段。文化管理就要體現(xiàn)文化理性原則，怎么體現(xiàn)這一原則呢？就是不只強調外在的東西，更關注其內在的素質。比如說像錄用新人，除了看其學歷的高低之外，更主要地還應看其是否喜歡書，喜歡讀什么樣的書，讀了以后能否產(chǎn)生有靈氣的感悟；其次，在績效考核評估方面，應有讀書和寫作乃至交流方面的指標。以往的歷史證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嚴管之下必有精英。再次，出版單位要有意識地營造那么一種氛圍，在這個氛圍里，人們會于不知不覺中、日復一日地養(yǎng)成著自己的出版文化理性。例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們飯后散步，互相比拼著背誦《紅樓夢》、《三國演義》的某些段落。

　　從社會講，我以為至少有兩條：一條是社會在倡導重大政治活動時，既要重視其政治目標的實現(xiàn)，又要重視從文化理性養(yǎng)成的角度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比如我們提出要在全社會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的指導思想和共同理想，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還有社會主義的榮辱觀等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元素。如果我們不僅從政治方面，而且也從文化理性方面來理解和部署核心價值體系的宣傳教育工作，無疑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無疑會使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合乎邏輯地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蘊的基礎之上，從而也使政治目標的實現(xiàn)有了更可靠的依托。

　　另外一條就是，對現(xiàn)行的新聞出版行業(yè)準入考試增加文化理性的內容。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審視，目前出版編輯行業(yè)的資格準入考試及資格登記工作等顯然都是必要的，但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準入考試也存在某種局限性。因為它測試的還是很一般的工具性知識、功利性知識而沒有進入到文化理性的層面。這顯然不大有利于編輯大家、出版大家、思想大家、文化大家的產(chǎn)生與養(yǎng)成，也不利于人們向這方面的努力。可以考慮在這種考試中，設置申論或對策性考題，給考生留下可以文思馳騁的空間，讓他充分展示自己的文采與文筆，張揚自己的文化理性及胸懷天下的某種抱負。'

　　郝振省

　　(作者為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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