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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評：商務古籍影印出版的啟示

2012-02-20 15:44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責編：喻小嘜

摘要：: 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立初期的10余年間，規(guī)模迅速擴大，廣設分館于全國，領導皆是自己培養(yǎng)的。同時，也為民國時期培養(yǎng)了大批出版經(jīng)營人才，如創(chuàng)辦中華的陸費逵，創(chuàng)辦世界書局的沈知方，創(chuàng)辦大東書局的呂子全，創(chuàng)辦開明的章錫琛，也都是從商務印書館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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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C專訪｜正博總經(jīng)理范

小C專訪·煒岡股份董事

　　【CPP114】訊：古籍在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物中占據(jù)重要位置。1912年~194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籍據(jù)統(tǒng)計僅叢書就有53種，包含子目8992種，另有《說郛》100卷及《續(xù)藏經(jīng)》7140冊。古籍占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總數(shù)的一半強。

    古籍為商務印書館在文化界、讀書界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和可觀的營業(yè)收入的同時，也為中西文化碰撞交流過程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與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對今天轉(zhuǎn)型中的出版機構(gòu)有很多啟示。

    其一，注重選題策劃和自編叢書。選題策劃是出版機構(gòu)的靈魂，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成就首先得益于此。先后成為商務印書館領軍人物的張元濟、王云五兩位先生都是選題策劃的高手，尤其是他們帶領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們在古籍影印方面拿出了很多一流的選題。在各社競相影印古籍的情況下，商務印書館走出了不斷創(chuàng)新和編輯人員自己動手選編古籍叢書之路。

    張元濟先生舊學功底深厚，選書注重實用，母本講究善本，開創(chuàng)了古籍叢書新編、翻刻、影印的新階段。王云五先生對商務印書館的古籍影印尤其是自編古籍叢書作了很好的理論概括，稱之為“貫珠成串”。商務印書館的選題核心是編譯所，張元濟、王云五先生先后親任所長幾十年，掌管商務印書館的兩大編輯業(yè)務中心，一是策劃編輯影印古籍的選題，二是策劃翻譯出版西文學術(shù)選題。其與印刷所和發(fā)行所共受董事會直接領導。但直接歸張、王領導的編譯所是商務印書館的龍頭，決定著新書的印制和發(fā)行。

    其二，精心編制索引。張元濟先生、王云五先生主政商務印書館時，從保存國粹，研究國學出發(fā)，以服務傳統(tǒng)文化研究為宗旨，在古籍影印方面也走出了有別于其他出版機構(gòu)的獨特之路。尤其是在古籍影印圖書出版新索引的添加上至今受益。

    1935年～1937年，商務印書館重新編制了索引的影印本《十通》與《佩文韻府》。增加了新編制的《十通索引》，仿佛為《十通》安裝了車輪，使用者大呼方便。1937年3月，商務印書館在出版清張玉書等人編的《佩文韻府》時，編制索引一巨冊，將按韻排字的《佩文韻府》改為按首字排列，索引本身變成一部新編的《駢字類編》，惠及幾代學人。

    其三，企業(yè)經(jīng)營靈活，促銷有方。今天來看，當年商務印書館經(jīng)營靈活可分為以下幾方面：首先，從選題編輯的源頭做文章，一是整中抽零，大小隨意。在《國學基本叢書》中縮印影印了《宋六十名家詞》等單種古籍，采用價廉的報紙本，用以零售。又將《四部叢刊》的四頁縮并成一頁，改線裝為平裝、精裝，亦采用白報紙印刷，更名為《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售價大大低于原線裝《四部叢刊》，深得市場青睞。二是一種古籍底本，多次使用。如《孟子》、《爾雅疏》等書，先在《續(xù)古逸叢書》中出大開本，然后再收入《四部叢刊》。編入《萬有文庫》的《十通》、《佩文韻府》等古籍工具書均可以單獨銷售。但商務印書館卻與古籍底本提供方簽訂出版合同，10年內(nèi)不準底本再轉(zhuǎn)借他人影印。《影印元明善本全書十種》就是在排印本《叢書集成初編》基礎上，選取元明佳槧孤本10種，依原貌影印的。其次，在銷售方面也是頻出高招，促銷有方。商務印書館先后影印出版的幾種大部頭古籍叢書，基本上采取先在相關報刊登載較為詳細的預售消息，廣泛告知圖書館和書店，預收部分書款。然后分期出書，分期發(fā)貨。如《四庫全書珍本初集》1934年1月開始發(fā)售，預約價2月底前為560元，3月底前為580元，4月底前為600元。全書至1935年3月底前出齊。另如《佩文韻府》舊本線裝，商務印書館影印縮印并改為精裝，編入《萬有文庫》，作為訂購全套《文庫》的附帶贈送禮品書，以吸引一些新設立的小型圖書館和圖書室訂購全套《文庫》，效果確實不錯。

    其四，有擔當精神，才能作出貢獻。商務印書館誕生時期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初期，國內(nèi)外全盤否定民族文化的大有人在，同時古籍的損壞與外流也令不少有識之士憂心如焚，張元濟呼吁：“自咸、同以來，神州幾經(jīng)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于此者也。”鄭振鐸呼吁：“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為烈。”并警告若再不采取措施，“必有一日，論述我國文化，須赴海外游學。”

    可以說，商務印書館的古籍影印，于中國文化的保存和傳承為功甚巨，主要賴張元濟、王云五先生對民族文化的擔當精神，也使他們成為一代出版人的杰出代表。

    其五，重視人才的培養(yǎng)和使用。商務印書館培養(yǎng)人才的方法主要是業(yè)務實踐，提倡在實踐中增長員工的才干，也注重自學和業(yè)務進修。注重圖書資料的購買，涵芬樓及東方圖書館豐富的善本珍藏，為商務印書館影印古籍做了充分的儲備。同時，也滋養(yǎng)著一批學者型編輯人才。如茅盾和鄭振鐸入館前已是飽學之士，但后來說在商務印書館學了很多知識。反過來，他們又為商務印書館的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再如孫毓修先生，篤好版本目錄學，參加了商務印書館的古籍影印出版工作，輯有《涵芬樓秘笈》叢書，開商務印書館輯印古籍叢書的先河。又協(xié)助張元濟先生，主持影印出版了《四部叢刊初編》、《四部叢刊續(xù)編》、《四部叢刊三編》。

    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立初期的10余年間，規(guī)模迅速擴大，廣設分館于全國，領導皆是自己培養(yǎng)的。同時，也為民國時期培養(yǎng)了大批出版經(jīng)營人才，如創(chuàng)辦中華的陸費逵，創(chuàng)辦世界書局的沈知方，創(chuàng)辦大東書局的呂子全，創(chuàng)辦開明的章錫琛，也都是從商務印書館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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